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何看待明末至期间的西学东渐？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何看待明末至期间的西学东渐？从丝绸之路的声声驼铃，到如今海陆空并举的来往穿梭。东方与西方两大文化体之间的汇通交流从未有过间断与停歇。我们常谈到西方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长足的影响，却很少有人知道它是从何时开始？波及的范围有多广？如果你也有兴趣，就跟着瓷国一起了解一下吧！

　　提及西人向中国施加影响的过程，就必须要说明一点：我们在这里讲的仅仅是一种单向性的描述。并不是说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思想就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否认东方与西方的互动、甚至扼杀其中任何一种互动的形式都是万不可取的。东方向西方传入了丝绸、火药、阿拉伯数字、印刷术等种种极为重要的物品、思想与技术。甚至启蒙运动中的伟大思想家伏尔泰曾将中国的君王比作世界上最值得崇敬的“哲学王”。

　　在明确了东西方的交流与互动才是常态的概念之后，我们便从东西方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影响巨大的文化交流开始说起。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就已经开启了来华传教的热潮。其中较著名的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谈起这些传教士，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他们多是为我国播撒西方科学与技术的先驱，而不是决意为中国带来天国福音的信仰传播者。

　　在国人对宗教信仰不甚敏感的习性熏陶下，我们多看到的是西方人为我们带来的比较具有实用主义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理念。不可否认的是，传教士们确实在与明清政府的交流中将诸如天文学、几何学、建筑学、地理学等等实用知识传向东方。甚至连《农政全书》的作者徐光启，也受到了传教士的的影响而选择皈依天主。就连崇祯年间及清朝初年的改历大事星空体育官方网站，也是由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们主导修订的。

　　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曾经在传教士的支持下推动了以《几何原本》、《同文算指》为代表的西方数学著作的翻译，促进了中国算学的重构。翻译时选用的专有名词：点、线、面及各角名称均被沿用至今。传教士利玛窦还向中国人介绍了西医理论，其中包括了西方名医盖伦的理论，还有对心脏重要性的判断、对人脑与生理机能关联性的研究等等。

　　我们所熟知的划分中俄边界和势力范围的《尼布楚条约》亦与传教士相关联。传教士张诚、旭日升，于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奉清帝命，随大臣索额图，北往中俄交界尼布楚，勘议两国疆界”。期间传教士还因担任翻译与调和有功获得朝廷奖誉。绘画方面，传教士还将西洋画法带入了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传统画派向近代画派的发展。音乐方面，旭日升将西洋乐理知识整理成中文另修书名为《律吕正义》。中国的西式建筑在晚明业已略有规模，澳门、南京、广州等地均有教堂兴建；清初，北京江浙一带亦颇有教堂建成。

　　清初，传教士汤若望受封为雍正帝的“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负责掌握历法修订、外来使节接待等事务。汤氏还将一些教基本教理传授于平日里可见的宦官与嫔妃，并且选择中文中广为流传的“神”、“天主”来翻译“God”一词，更拉近了儒学帝国与宗教信仰的距离。但中国民间对外来信仰的拒斥其实是与接纳并存的，以贫苦农民为代表的中国民众大多对信仰保持着一种巧妙的迎合。

　　即如同龙华民先生描写的那样，“若教士承诺给予农民一种实际的好处与优惠，他们便乐意听传教士布道了。但若看不到好处，他们便像断供土地庙里的香火那样——丢下听信的事情掉头便走。”明末清初西人对东方帝国的影响是有限的，主要以与上层精英接触为手段，对民间大众的影响较弱。在受到乾隆禁教的影响后，不得不趋于停滞甚至是断绝下来。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肇始算起，中国与西洋的交流在动荡间迈步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从前一直坚持的诸如“海禁”、“闭关”等政策，在西人炮舰的声声震天巨响中不得不宣告放弃。此番改变对于传统中国的停滞不前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被动的“进步”。中国南方诸如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突然兴起了办报和印刷时事读物的热潮。西人如潮水般涌入，为新中国的报业和传媒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清末民初，传统的中国教育在新政的冲击下几近于动摇，中央历代沿袭的科举制度趋于疲软以至于废弛。如此产生的中国社会对教育的极大缺口，便亟待新兴的若干力量前来填补。以地方乡绅为枢纽，从当地财阀或乡党募集资金开设的私人学堂能够起到一定的普及教育思想的作用。各界社会名流开办的私人书院、讲习堂也方便了诸行人士集聚在一起讨论国政家常。但这些民间自办的教育机构往往由于实力的羸弱性和参与人员的复杂多样，导致其社会影响力不足，从而难成气候。

　　西方人的义务教育开展的很早，其原本薄弱的初级教育也在启蒙运动时代得到了很大强化。因此，西方人与传教士团体们便发觉了中国社会缺乏系统教育的严重缺陷。清末民初，西方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的小学教育和育婴机构（大多以教堂的形式开办）就有7000所之多，在初等教育和福利事业上为中国人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同时，西人募资在华各地开办的讲习所、技习所、福音堂等不计其数。西方传教士常常在向中国传播信仰的同时，采取知识传教的策略吸引华人的关注。西人在东方投资设厂的同时，在招募华工进驻之前通常会对有意参与技能培训的人提供帮助。但谈及西人对中国近代教育做出的最大贡献，还要提到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教会大学。

　　中国的教会大学是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由西方传教士或教会组织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的一批以西学和教会教育为特色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中较著名的有北京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医学院，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武汉的华中大学等等。这一众令我们视之眩目的学府，有的更是贵为今日我们耳熟能详的北大、苏大、南大等名流之血亲。故教会大学为中国近代教育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务必去纪念的。

　　无论是片面鼓吹西方文明优势的文明决定论，还是以遗世独立姿态强硬封闭国家大门的孤立主义，都是绝对不可取的两种极端心态。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处于各种目的，我们习惯于将近代以来来华的西人统一打上“侵略者”的标签。不过近年来，这样的认识已经有所松动。

　　诚然，近代以来我们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打开国门，这是一段不应忘记的屈辱历史。但实事求是地说，也确实有一些外国人或机构，为中国的近代化转型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这也是我们应该承认的。铭记国耻与实事求是，本身并不矛盾。今天的中国，已是世界大国，也应当有大国的心态。诚恳地面对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也是大国心态的重要表现，你觉得呢？